季节性蜡烛

“老牦牛” 一个汉族干部文化记


时间: 2024-08-14 12:23:55 |   作者: 季节性蜡烛

  8年前,得知57岁的他辞官重回高原,朋友们的第一反应是:这一天,终于来了!

  他们知道,这个鄱阳湖养育的汉族男人,自22岁那年怀着热血和懵懂前往雪域高原,那里就成了他挥洒青春的第二故乡,更成了他塑造灵魂的精神原乡。

  那片氧气稀薄却真情浓郁的莽苍大地,那段22岁到37岁最美好的年华,让他对“此生何为”有了独特的领悟和解答。

  于是,第一次进藏35年后,他拒绝安享近在眼前的“岁月静好”,果决坚定地再赴“天边”,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文化者——他要建一座“世界独一无二”的博物馆。

  “文博达人”单霁翔说:“我当了10年国家文物局局长,见识过很多博物馆的建设,但没有哪个博物馆的筹建过程如此感人。”

  他的故事,是信念的故事,梦想的故事,感恩的故事。究其根本,是一个人对一片土地爱得深沉、对生命价值的追寻至真至纯的故事。

  2011年之后的那几年,八廓街上的古董商们,天天都能见到这个穿藏装、戴毡帽、背双肩包的怪老头。他不买铜佛唐卡,不买蜜蜡珊瑚,只收跟牦牛有关的“破烂儿”,说要为牦牛建博物馆。

  在,我们向许多人打听,得到的回答是另一些问题,比如:“这个年代,怎么还有这样的人,放弃在北京优渥的工作和生活,拼死为藏族和牦牛做一件事?”

  “他是个诗人,身上有诗人的气质,但又是个非常成熟、有能力的领导。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是他的理想,他和他那代人是实实在在的理想主义者。”助他筹办牦牛博物馆的老友说。

  “憨厚、忠勇、悲悯、尽命,这是他总结的牦牛品性。其实,这更是他的品性,特别是‘尽命’。他就是一头老牦牛,他把牦牛博物馆当做自己的人生使命。”同亚格博一起跑田野调查的志愿者说。

  “他不像领导,他和我们像父亲和孩子。我们特别希望他多当几年馆长,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,大家都是这个意思。”博物馆里的讲解员小伙子说。

  “他是我最好的朋友,他做了最棒的事情。”“民族团结靠的就是这样的东西,这样的人。”他的藏族朋友们说。

  有统计称,20世纪70年代是和平时期进藏大学生数量最多的年代,而1976年,很可能是其中进数最多的一年。

  这个22岁的江西青年,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,没跟父母商量就报名支援西藏建设。

  进藏后,他先被分配在海拔高、条件艰苦的藏北那曲地区嘉黎县,接着,又被调到全县海拔最高、条件最艰苦的麦地卡。

  没人引路,公社只给他牵来一匹马。他问:“麦地卡在哪?我不知道啊!”送马的人说:“哦,马知道。”

  他怀着冻死在路上的恐惧打马到高处,看见远方有灯光,骑过去,总算找到麦地卡。

  16年,从最基层的乡文书干起,亚格博在高原上度过了最炽热的青春,也领教了风雪、扬沙、严寒、饥饿、高原反应和孤独。但最后沉淀在记忆里的,都是厚重的情谊。

  亚格博永远记得,有一年冬天,他在草原骑行,被寒风吹得浑身僵冷,跌落在一顶帐篷边。帐篷里一位阿妈脱下他的靴子,将他冰冷的双脚揣进袍襟,用体温为他暖脚,才免于被截肢。“我从没在哪本书里读到过这样真实的崇高。”

  和亚格博同年进藏的大学生李泉昌,一个风风火火的小个子,为确保工程所需木料顺利运达,自告奋勇去探路。不料,车从200米高的悬崖摔进了怒江……

  李泉昌的棺盖,是亚格博亲手合上的。“2006年,是我们进藏30周年。我从北京赶回那曲,在烈士陵园里大哭了一场,哇哇大哭。”

  还有牦牛。1977年冬,亚格博一行被暴雪困在零下30摄氏度的阿伊拉雪山,饥寒交迫中撑了5天4夜。嘉黎县委得知消息,连夜动员各家各户烙饼子送去救援。救援车开到中途陷住,换成马队,马走到雪深处又陷住,换了牦牛。

  “我们几近绝望时,看到雪际出现一片黑点,知道县里的救兵到了。被困的人们捧着饼子,看着在雪地喘着粗气的牦牛,很多人都哭了。是牦牛救了我们的命。”

  多年后,亚格博常讲起这一个故事。他创建牦牛博物馆的“执念”,正是源于这个雪夜。

  20世纪80年代,是一个崇尚读书的年代。远在藏北高原的青年“亚格博”们,同样热爱读书。“高原生活是孤寂的,那时还不太会藏语,有时好多天找不到人交流,只有读书。”

  亚格博工作的地方,从县城出发,骑马要走三天。每月发工资,县里会派人骑马送到乡里。他委托送工资的人,只要新华书店有新来的书,都买一本带过来。

  在西藏,素有“藏北没文化”的说法。1984年起,亚格博历任那曲地区文化局副局长、局长。在“没文化”的地区当文化局长,他不服气,一心想撕掉这个标签。

  盖群艺馆,建影剧院,办那曲史上第一个摄影展,拍藏北史上第一部电影,提着一台录音机、两箱大号电池请格萨尔民间艺人录制格萨尔史诗,培养西藏本土文艺人才……

  “没文化”的那曲,渐渐成为西藏文化氛围最热的地区和文艺爱好者的大本营。亚格博接待过很多很多远方来客,当中有久负盛名的老诗人蔡其矫,也有未来的先锋作家马原,先锋戏剧先驱牟森,《流浪北京》导演吴文光……

  1985年,亚格博带领当地文化局治穷致富工作组到双湖县察桑乡驻乡。双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,曾是人迹罕至的无人区。工作组在那里一驻3个多月,终日面对的是无边的空旷和寂寥。

  日后随亚格博建博物馆的尼玛次仁,那时刚20岁。他记得,在双湖的那些寂寞长夜,其他人点着蜡烛喝酒聊天,亚格博独自在一旁读书,还用单卡录音机放《命运交响曲》。他读书用的蜡烛,滴出的“烛塔”有一米多高。

  “他帮过许多藏族朋友,比如第一个获鲁迅文学奖的藏族作家加央西热。”《西文地理》主编嘉措回忆,加央当时连完整句子都写不太好,但对文学充满热情。亚格博鼓励他学习,指导他写作,还把他调到文化局,让他从事文艺创作。

  1985年,马原打算应聘饭店总经理,亚格博听到消息,连夜颠簸数百公里赶到,只为讲一句话:“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总经理。你马原去做了总经理,中国就少了一个好的小说家。”

  1991年,亚格博被调至北京市委宣传部,之后20年,他从普通干部做到北京市委副秘书长,随后出任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。

  工作越来越忙,但他从未与高原中断联系,每年都要回西藏一趟。他也会在北京招待众多西藏来客,人们戏说他家是“西藏第二招待所”。

  2008年,亚格博的老部下次仁拉达因病去世。次仁拉达的女儿桑旦拉卓,成了亚格博的藏族女儿、藏文老师和他那座博物馆的“创馆”馆员。“他对我像对亲女儿一样,是我的第二个父亲。”桑旦拉卓说。

  亚格博爱他的西藏朋友们,也被他们所爱。在离开高原的日子,他始终惦念西藏,促成了许多西藏题材书稿的出版。但是,他总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。

  跟朋友闲聊时,他说自己将来一定会为西藏做一件事,但不是出书——那不足以表达他对西藏的感情。

  亚格博当年在北京的办公室,挂着他在西藏下乡时跟次仁拉达、尼玛次仁等人的合影。还有1985年他用傻瓜相机拍下的牦牛干尸,那是一头耗尽气力、倒在驮运路上的驮牛,它的头颅和双角至死都朝着前进的方向。

  忙碌之余,这个北京干部会对着旧照片怀念高原大地。在夜里,他常梦见雪山和草原。“我热爱西藏的土地和人民,我总感觉自己不该是高原的过客,我的后半生应该会与西藏联系在一起。”

  2010年冬,亚格博做了一个梦,梦中的电脑屏幕上,“牦牛”与“博物馆”两个词像动画一样拼在一块儿,变成了“牦牛博物馆”。

  梦醒后的一个月,像怀揣不可泄露的天机,他压抑着激动,熬夜查资料,做PPT,一点点完善“牦牛博物馆”的创意。

  他发现,全世界92%的牦牛生活在中国,其分布与藏族族群分布基本一致。约3500年至4500年前,青藏高原上的人们将野牦牛驯养,从此,藏族驯养了牦牛,又被牦牛养育。

  有人说:“没有牦牛就没有藏族。”藏文教科书上也有这样的谚语:“凡是有藏族的地方就有牦牛。”

  亚格博希望能通过牦牛这一载体,呈现其所驮载的西藏历史和文化,最终形成一个西藏文化符号。

  2011年,离开西藏整整20年后,他向北京市委提出辞职,申请返藏实现他的创意。

  虽然那时他已经57岁,从没做过博物馆工作,辞去领导职务后,只有一个PPT。

  1986年,马丽华在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上,以这样的开篇,写亚格博和他的战友们在高原上的奉献与牺牲。

  30多年后,在亚格博的家里,挂着一幅画家朋友为他创作的画像。画中的他,轮廓更刚毅,双耳下长出了一对牛角。

  说不清这是怎样的巧合,仿佛他这人有牛的脾气、牛的坚毅,还将与牛结下不解之缘。

  2011年,亚格博提出辞职时,几位北京市领导听了他的博物馆设想,认为可以丰富北京对口工作的内涵。市委决定,将牦牛博物馆纳入工程,这让本来想“化缘筹资”建馆的亚格博分外惊喜。

  那年6月7日,亚格博踏上了二度进藏的旅程。此时的他如西行的玄奘,知道要去哪、要做什么,但并不清楚将走多远的路,经历多少“难”。

  在河畔的仙足岛,亚格博租了房子作住所及临时办公室。他每天不停地拜访和接待各界人士,一遍遍播放他的PPT,宣讲创意,寻求支持。

  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亚格博离京前,听他介绍牦牛博物馆的设想,认为要能做成,将是一家“国内填补空白、世界独一无二”的博物馆,当即表示一个月内会去看他。

  “我一个月内如约到了,我很替他着急。他当时什么都没有,一件藏品、一寸建筑都没有,只有两个藏族青年当临时志愿者。”单霁翔自告奋勇,成了第3号志愿者。

  单霁翔有理由为亚格博着急。虽然博物馆资金有了着落,但具体的建设工作,每推进一步都太难。

  2011年9月7日,返藏满3个月那天,一心想着“馆事”的亚格博,去超市买东西,恍惚间一头撞碎玻璃门,被紧急送往医院。

  被玻璃切破鼻尖,医生说伤口再往上1厘米,他可能就牺牲了!亚格博却只希望伤口千万别感染,如果感染,他就必须离开西藏回北京治疗,牦牛博物馆八成就黄了。

  这次事故引起了北京市和市领导的关注。在领导过问下,牦牛博物馆筹备办公室挂牌,北京市又给亚格博加挂指挥部副总指挥头衔,方便他开展工作。

  工作人员也陆续到位:微博上招来的志愿者、地方借调的工作人员、养女桑旦拉卓、曾在西藏工作过的龙冬……

  老部下尼玛次仁当时在建材市场销售地板。亚格博一召唤,他关了店,丢下能赚钱的生意,成为牦牛博物馆的专职志愿者。

  北京电视台的记者王健,看着“怪老头”亚格博在寒冷的冬天出门办事全靠走,实在看不下去,决定帮他跑腿。单位任务结束后,他又申请多留了几个月。

  为搜集文物,2012年起,亚格博带着志愿者,开着一辆借来的越野车,开始对牦牛产区做田野调查,总行程长达6万里。

  旅途里最宝贵的收获,是他们这些要做“牦牛博物馆”的人,得到了最懂牦牛的藏族牧民的理解。

  藏文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“博物馆”概念,亚格博跟人解释,他要建的是个“亚颇章”,即“牦牛的宫殿”,这迅速赢得牧民们的心。

  申扎县的牧民日诺听说消息后,带着一家8口忙活几个月,织成一顶牦牛毛帐篷,让儿子坐了3天车,送往。这种帐篷冬暖夏凉,价格不菲,日诺却分文不取,“你一个汉族人,为我们建牦牛宫殿,我怎么能要你钱呢?”这是牦牛博物馆获赠的第一件藏品。

  比如县的才崩,在亚格博一行离开后,成了“亚颇章”的义务宣传员。他搜集自家和其他牧民家里与牦牛有关的物件,像学者一样细致记录每件东西的来历,又一一编号,装满皮卡车拉往。他也分文不取,连汽油钱也不肯收。

  加查县爱牦牛成痴的牧民曲扎,一直自发做保护牦牛的事。“捐什么不重要,重要的是有这份心。”在给亚格博的信里,曲扎写道:“我们都热爱西藏文化,我们是兄弟。”

  到2013年,亚格博已为牦牛博物馆征集到2000多件藏品。其中,群众捐赠高达40%以上。这在国有博物馆中几乎绝无仅有。

  “那天是国际博物馆日,各地活动的请柬像雪片似的飞到我的办公桌上,但我哪儿也不去,我要去,参加西藏牦牛博物馆的开馆仪式。”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回忆。

  “那些从没进过博物馆的藏族群众,居然能把自己家里珍藏的物品义无反顾地捐赠出来,这样一个博物馆的确成了人民的精神家园。我了解这一个过程中他有多么艰难,做了多少工作,我觉得,是他对博物馆的理解、对西藏文化的理解、对西藏那片土地的热爱,使他做成了一番事业。”单霁翔感喟。

  亚格博的领读声有些沙哑,孩子们的跟读声清脆而高亢。一遍藏语,一遍汉语,一遍英语,沙哑与清脆的一声声“西藏牦牛博物馆”在大厅上空交织回荡。

  这是5月末的一天,一家公益机构要将这群来自藏北双湖县牧区、面颊黑红的小学生一路带往北京游览。牦牛博物馆被选为他们路过的第一站。

  活动组织者范丽说:“这一些孩子都是第一次走出藏北牧区,第一次到。他们对本民族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了解几乎是零,牦牛博物馆填补了空白。”

  亚格博喜欢在牦牛博物馆里看到孩子,他从中感受着一个民族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传承。尤其当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淡出藏族人的生活,他希望孩子们能在这里看到前人真实的日常,看到他们的智慧、勇气和创造。

  牦牛博物馆的书记琼珍告诉我们,牦牛博物馆开馆5年,参观者累计已达数十万人次,成为人类了解西藏的窗口。

  所有参观者中,亚格博尤其看重藏族民众的评价。他认为,成为当地人民的精神家园,才是一家地方博物馆的最高荣誉。

  “草原上没有牦牛,就像夜空中没有星星。”藏族民歌手扎西尼玛聊起参观牦牛博物馆的感受。“以前逛博物馆,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,不太爱去,到牦牛博物馆,我脑子里一下涌出很多回忆。那些黑帐篷、牛粪墙、耕地,所有一切都正经八百是的生活。”

  在今年的牦牛博物馆馆庆活动上,亚格博在致辞中以藏汉双语告诉人们,这可能将是他最后一次以馆长的身份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庆典。

  “听到这消息,我既心酸,又欣慰。”北京大学教授、原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说,“心酸的是,博物馆中的牦牛们将告别这位精心照料它们的老阿爸;欣慰的是,这位年近古稀、搭上老命去工作的老干部终于能歇口气了。”

  20世纪80年代,亚格博差点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。但后来他回北京工作的20年,几乎放弃了写作。

  西藏是他创作的氧气,二度进藏,他边建博物馆边拾起笔,连续写出《藏北十二年》《最牦牛》《形色》三部非虚构作品。

  年轻时钟情于诗歌和小说,如今,亚格博发现“真实比虚构更离奇”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,要了解今天的西藏,“最重要的是生活在当代西藏的人,是他们的身世和经历、故事和命运。”

  吴志攀用化名为《藏北十二年》绘制了上百幅插画,他的女儿则是书中故事的英文译者,亚格博的养女桑旦拉卓是这本书的藏文译者。

  亚格博不擅长谈论自己,即使我们为他的故事而来,他热情讲述的也大都是朋友们的故事。

  有时候,他会思考一个人的价值到底何在,他觉得肯定不在于能挣多少钱、有多大名。回首自己一路走来,他不无得意:“我这个人啥也不会,做了牦牛博物馆,这辈子够了。”

  2019年7月1日,一场特殊展览在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幕。这场名为《无言的战友》的特展,是牦牛博物馆给中国建党98周年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、川藏和青藏公路通车65周年、西主改革60周年的献礼。

  2018年夏天,年过花甲的亚格博,在成都的街巷深处几经辗转,终于在干休所找到了98岁的十八军老同志魏克。这是与西藏结缘的两代内地干部的一场“牦牛会”,因为亚格博在研究牦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发现,当年亲历十八军进藏、和平解放西藏的魏克,曾用“无言的战友”形容牦牛对进藏无法替代的帮助。

  据魏克了解,在川藏、青藏公路通车前的近5年时间里,藏族人民出动牦牛达100多万头支援运输。这些牦牛,不仅默默无言地给部队运来了物资,还是在冰天雪地进军时的开路先锋!

  ——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,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危急的关头,藏族人民赶着牦牛支援红军。革命胜利后,曾对藏族老红军天宝说,“中国革命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就是‘牦牛革命’。”

  ——十八军老同志王贵说过:“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,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;那么,西藏和平解放的胜利,是党的政策的胜利,也是藏族人民用牦牛驮出来的。”

  ——1950年,人民进军西藏。当时没有公路,部队给养全部靠人背牛驮,藏族群众用牦牛支援前线,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。藏族支前模范曲美巴珍赶着自家的牦牛,为人民驮运物资,至今仍被传颂。

  ——在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,赶着牦牛支援人民的藏族群众,也比比皆是。

  ——在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中,边境交通极为不便。据当时的作战参谋、后任西藏林芝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春同志回忆:“没有公路,印军想不通,中国军队靠什么供给给养?以为我们有什么高级食品,吃一顿能管好几天。其实,我们就是靠老乡支前,靠牦牛运输。”

  ——20世纪80年代,西藏阿里波林边防连战士收养了一头无人认领的黑牦牛,这头牦牛为战士驮水十多年,直至衰老。战士们为其养老送终、建墓塑像,向南疆军区申报并获得批准为其荣立三等功,这在军史上独一无二。

  当年进军西藏时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之女张小康、政委谭冠三之子谭戎生、西藏区党委书记阴法唐之女阴建白,参观《无言的战友》深受感动:没想到有这么精彩的展览,没想到博物馆把十八军记得这么深!

  牦牛文化也是红色的!在市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活动期间,很多单位组织党员干部参观《无言的战友》特展。

  在这里,他们能听到《初心 使命》的童声合唱:“我们不忘初心,五星红旗飘扬喜马拉雅;我们牢记使命,西藏大地开遍幸福之花。啊,岁月流淌,追梦者永向天涯。”

  追梦者永向高原!这是员吴雨初的初心流淌——他的心,永驻精神高地。(记者方立新、田朝晖、王京雪、强晓玲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