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老牦牛” 一个汉族干部文化记

时间: 2024-08-14 12:23:55 |   作者: 季节性蜡烛

  8年前，得知57岁的他辞官重回高原，朋友们的第一反应是：这一天，终于来了！

  他们知道，这个鄱阳湖养育的汉族男人，自22岁那年怀着热血和懵懂前往雪域高原，那里就成了他挥洒青春的第二故乡，更成了他塑造灵魂的精神原乡。

  那片氧气稀薄却真情浓郁的莽苍大地，那段22岁到37岁最美好的年华，让他对“此生何为”有了独特的领悟和解答。

  于是，第一次进藏35年后，他拒绝安享近在眼前的“岁月静好”，果决坚定地再赴“天边”，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文化者——他要建一座“世界独一无二”的博物馆。

  “文博达人”单霁翔说：“我当了10年国家文物局局长，见识过很多博物馆的建设，但没有哪个博物馆的筹建过程如此感人。”

  他的故事，是信念的故事，梦想的故事，感恩的故事。究其根本，是一个人对一片土地爱得深沉、对生命价值的追寻至真至纯的故事。

  2011年之后的那几年，八廓街上的古董商们，天天都能见到这个穿藏装、戴毡帽、背双肩包的怪老头。他不买铜佛唐卡，不买蜜蜡珊瑚，只收跟牦牛有关的“破烂儿”，说要为牦牛建博物馆。

  在，我们向许多人打听，得到的回答是另一些问题，比如：“这个年代，怎么还有这样的人，放弃在北京优渥的工作和生活，拼死为藏族和牦牛做一件事？”

  “他是个诗人，身上有诗人的气质，但又是个非常成熟、有能力的领导。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是他的理想，他和他那代人是实实在在的理想主义者。”助他筹办牦牛博物馆的老友说。

  “憨厚、忠勇、悲悯、尽命，这是他总结的牦牛品性。其实，这更是他的品性，特别是‘尽命’。他就是一头老牦牛，他把牦牛博物馆当做自己的人生使命。”同亚格博一起跑田野调查的志愿者说。

  “他不像领导，他和我们像父亲和孩子。我们特别希望他多当几年馆长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，大家都是这个意思。”博物馆里的讲解员小伙子说。

  “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做了最棒的事情。”“民族团结靠的就是这样的东西，这样的人。”他的藏族朋友们说。

  有统计称，20世纪70年代是和平时期进藏大学生数量最多的年代，而1976年，很可能是其中进数最多的一年。

  这个22岁的江西青年，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没跟父母商量就报名支援西藏建设。

  进藏后，他先被分配在海拔高、条件艰苦的藏北那曲地区嘉黎县，接着，又被调到全县海拔最高、条件最艰苦的麦地卡。

  没人引路，公社只给他牵来一匹马。他问：“麦地卡在哪？我不知道啊！”送马的人说：“哦，马知道。”

  他怀着冻死在路上的恐惧打马到高处，看见远方有灯光，骑过去，总算找到麦地卡。

  16年，从最基层的乡文书干起，亚格博在高原上度过了最炽热的青春，也领教了风雪、扬沙、严寒、饥饿、高原反应和孤独。但最后沉淀在记忆里的，都是厚重的情谊。

  亚格博永远记得，有一年冬天，他在草原骑行，被寒风吹得浑身僵冷，跌落在一顶帐篷边。帐篷里一位阿妈脱下他的靴子，将他冰冷的双脚揣进袍襟，用体温为他暖脚，才免于被截肢。“我从没在哪本书里读到过这样真实的崇高。”

  和亚格博同年进藏的大学生李泉昌，一个风风火火的小个子，为确保工程所需木料顺利运达，自告奋勇去探路。不料，车从200米高的悬崖摔进了怒江……

  李泉昌的棺盖，是亚格博亲手合上的。“2006年，是我们进藏30周年。我从北京赶回那曲，在烈士陵园里大哭了一场，哇哇大哭。”

  还有牦牛。1977年冬，亚格博一行被暴雪困在零下30摄氏度的阿伊拉雪山，饥寒交迫中撑了5天4夜。嘉黎县委得知消息，连夜动员各家各户烙饼子送去救援。救援车开到中途陷住，换成马队，马走到雪深处又陷住，换了牦牛。

  “我们几近绝望时，看到雪际出现一片黑点，知道县里的救兵到了。被困的人们捧着饼子，看着在雪地喘着粗气的牦牛，很多人都哭了。是牦牛救了我们的命。”

  多年后，亚格博常讲起这一个故事。他创建牦牛博物馆的“执念”，正是源于这个雪夜。

  20世纪80年代，是一个崇尚读书的年代。远在藏北高原的青年“亚格博”们，同样热爱读书。“高原生活是孤寂的，那时还不太会藏语，有时好多天找不到人交流，只有读书。”

  亚格博工作的地方，从县城出发，骑马要走三天。每月发工资，县里会派人骑马送到乡里。他委托送工资的人，只要新华书店有新来的书，都买一本带过来。

  在西藏，素有“藏北没文化”的说法。1984年起，亚格博历任那曲地区文化局副局长、局长。在“没文化”的地区当文化局长，他不服气，一心想撕掉这个标签。

  盖群艺馆，建影剧院，办那曲史上第一个摄影展，拍藏北史上第一部电影，提着一台录音机、两箱大号电池请格萨尔民间艺人录制格萨尔史诗，培养西藏本土文艺人才……

  “没文化”的那曲，渐渐成为西藏文化氛围最热的地区和文艺爱好者的大本营。亚格博接待过很多很多远方来客，当中有久负盛名的老诗人蔡其矫，也有未来的先锋作家马原，先锋戏剧先驱牟森，《流浪北京》导演吴文光……

  1985年，亚格博带领当地文化局治穷致富工作组到双湖县察桑乡驻乡。双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，曾是人迹罕至的无人区。工作组在那里一驻3个多月，终日面对的是无边的空旷和寂寥。

  日后随亚格博建博物馆的尼玛次仁，那时刚20岁。他记得，在双湖的那些寂寞长夜，其他人点着蜡烛喝酒聊天，亚格博独自在一旁读书，还用单卡录音机放《命运交响曲》。他读书用的蜡烛，滴出的“烛塔”有一米多高。

  “他帮过许多藏族朋友，比如第一个获鲁迅文学奖的藏族作家加央西热。”《西文地理》主编嘉措回忆，加央当时连完整句子都写不太好，但对文学充满热情。亚格博鼓励他学习，指导他写作，还把他调到文化局，让他从事文艺创作。

  1985年，马原打算应聘饭店总经理，亚格博听到消息，连夜颠簸数百公里赶到，只为讲一句话：“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总经理。你马原去做了总经理，中国就少了一个好的小说家。”

  1991年，亚格博被调至北京市委宣传部，之后20年，他从普通干部做到北京市委副秘书长，随后出任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。

  工作越来越忙，但他从未与高原中断联系，每年都要回西藏一趟。他也会在北京招待众多西藏来客，人们戏说他家是“西藏第二招待所”。

  2008年，亚格博的老部下次仁拉达因病去世。次仁拉达的女儿桑旦拉卓，成了亚格博的藏族女儿、藏文老师和他那座博物馆的“创馆”馆员。“他对我像对亲女儿一样，是我的第二个父亲。”桑旦拉卓说。

  亚格博爱他的西藏朋友们，也被他们所爱。在离开高原的日子，他始终惦念西藏，促成了许多西藏题材书稿的出版。但是，他总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。

  跟朋友闲聊时，他说自己将来一定会为西藏做一件事，但不是出书——那不足以表达他对西藏的感情。

  亚格博当年在北京的办公室，挂着他在西藏下乡时跟次仁拉达、尼玛次仁等人的合影。还有1985年他用傻瓜相机拍下的牦牛干尸，那是一头耗尽气力、倒在驮运路上的驮牛，它的头颅和双角至死都朝着前进的方向。

  忙碌之余，这个北京干部会对着旧照片怀念高原大地。在夜里，他常梦见雪山和草原。“我热爱西藏的土地和人民，我总感觉自己不该是高原的过客，我的后半生应该会与西藏联系在一起。”

  2010年冬，亚格博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的电脑屏幕上，“牦牛”与“博物馆”两个词像动画一样拼在一块儿，变成了“牦牛博物馆”。

  梦醒后的一个月，像怀揣不可泄露的天机，他压抑着激动，熬夜查资料，做PPT，一点点完善“牦牛博物馆”的创意。

  他发现，全世界92%的牦牛生活在中国，其分布与藏族族群分布基本一致。约3500年至4500年前，青藏高原上的人们将野牦牛驯养，从此，藏族驯养了牦牛，又被牦牛养育。

  有人说：“没有牦牛就没有藏族。”藏文教科书上也有这样的谚语：“凡是有藏族的地方就有牦牛。”

  亚格博希望能通过牦牛这一载体，呈现其所驮载的西藏历史和文化，最终形成一个西藏文化符号。

  2011年，离开西藏整整20年后，他向北京市委提出辞职，申请返藏实现他的创意。

  虽然那时他已经57岁，从没做过博物馆工作，辞去领导职务后，只有一个PPT。

  1986年，马丽华在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上，以这样的开篇，写亚格博和他的战友们在高原上的奉献与牺牲。

  30多年后，在亚格博的家里，挂着一幅画家朋友为他创作的画像。画中的他，轮廓更刚毅，双耳下长出了一对牛角。

  说不清这是怎样的巧合，仿佛他这人有牛的脾气、牛的坚毅，还将与牛结下不解之缘。

  2011年，亚格博提出辞职时，几位北京市领导听了他的博物馆设想，认为可以丰富北京对口工作的内涵。市委决定，将牦牛博物馆纳入工程，这让本来想“化缘筹资”建馆的亚格博分外惊喜。

  那年6月7日，亚格博踏上了二度进藏的旅程。此时的他如西行的玄奘，知道要去哪、要做什么，但并不清楚将走多远的路，经历多少“难”。

  在河畔的仙足岛，亚格博租了房子作住所及临时办公室。他每天不停地拜访和接待各界人士，一遍遍播放他的PPT，宣讲创意，寻求支持。

  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亚格博离京前，听他介绍牦牛博物馆的设想，认为要能做成，将是一家“国内填补空白、世界独一无二”的博物馆，当即表示一个月内会去看他。

  “我一个月内如约到了，我很替他着急。他当时什么都没有，一件藏品、一寸建筑都没有，只有两个藏族青年当临时志愿者。”单霁翔自告奋勇，成了第3号志愿者。

  单霁翔有理由为亚格博着急。虽然博物馆资金有了着落，但具体的建设工作，每推进一步都太难。

  2011年9月7日，返藏满3个月那天，一心想着“馆事”的亚格博，去超市买东西，恍惚间一头撞碎玻璃门，被紧急送往医院。

  被玻璃切破鼻尖，医生说伤口再往上1厘米，他可能就牺牲了！亚格博却只希望伤口千万别感染，如果感染，他就必须离开西藏回北京治疗，牦牛博物馆八成就黄了。

  这次事故引起了北京市和市领导的关注。在领导过问下，牦牛博物馆筹备办公室挂牌，北京市又给亚格博加挂指挥部副总指挥头衔，方便他开展工作。

  工作人员也陆续到位：微博上招来的志愿者、地方借调的工作人员、养女桑旦拉卓、曾在西藏工作过的龙冬……

  老部下尼玛次仁当时在建材市场销售地板。亚格博一召唤，他关了店，丢下能赚钱的生意，成为牦牛博物馆的专职志愿者。

  北京电视台的记者王健，看着“怪老头”亚格博在寒冷的冬天出门办事全靠走，实在看不下去，决定帮他跑腿。单位任务结束后，他又申请多留了几个月。

  为搜集文物，2012年起，亚格博带着志愿者，开着一辆借来的越野车，开始对牦牛产区做田野调查，总行程长达6万里。

  旅途里最宝贵的收获，是他们这些要做“牦牛博物馆”的人，得到了最懂牦牛的藏族牧民的理解。

  藏文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“博物馆”概念，亚格博跟人解释，他要建的是个“亚颇章”，即“牦牛的宫殿”，这迅速赢得牧民们的心。

  申扎县的牧民日诺听说消息后，带着一家8口忙活几个月，织成一顶牦牛毛帐篷，让儿子坐了3天车，送往。这种帐篷冬暖夏凉，价格不菲，日诺却分文不取，“你一个汉族人，为我们建牦牛宫殿，我怎么能要你钱呢？”这是牦牛博物馆获赠的第一件藏品。

  比如县的才崩，在亚格博一行离开后，成了“亚颇章”的义务宣传员。他搜集自家和其他牧民家里与牦牛有关的物件，像学者一样细致记录每件东西的来历，又一一编号，装满皮卡车拉往。他也分文不取，连汽油钱也不肯收。

  加查县爱牦牛成痴的牧民曲扎，一直自发做保护牦牛的事。“捐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这份心。”在给亚格博的信里，曲扎写道：“我们都热爱西藏文化，我们是兄弟。”

  到2013年，亚格博已为牦牛博物馆征集到2000多件藏品。其中，群众捐赠高达40%以上。这在国有博物馆中几乎绝无仅有。

  “那天是国际博物馆日，各地活动的请柬像雪片似的飞到我的办公桌上，但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要去，参加西藏牦牛博物馆的开馆仪式。”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回忆。

  “那些从没进过博物馆的藏族群众，居然能把自己家里珍藏的物品义无反顾地捐赠出来，这样一个博物馆的确成了人民的精神家园。我了解这一个过程中他有多么艰难，做了多少工作，我觉得，是他对博物馆的理解、对西藏文化的理解、对西藏那片土地的热爱，使他做成了一番事业。”单霁翔感喟。

  亚格博的领读声有些沙哑，孩子们的跟读声清脆而高亢。一遍藏语，一遍汉语，一遍英语，沙哑与清脆的一声声“西藏牦牛博物馆”在大厅上空交织回荡。

  这是5月末的一天，一家公益机构要将这群来自藏北双湖县牧区、面颊黑红的小学生一路带往北京游览。牦牛博物馆被选为他们路过的第一站。

  活动组织者范丽说：“这一些孩子都是第一次走出藏北牧区，第一次到。他们对本民族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了解几乎是零，牦牛博物馆填补了空白。”

  亚格博喜欢在牦牛博物馆里看到孩子，他从中感受着一个民族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传承。尤其当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淡出藏族人的生活，他希望孩子们能在这里看到前人真实的日常，看到他们的智慧、勇气和创造。

  牦牛博物馆的书记琼珍告诉我们，牦牛博物馆开馆5年，参观者累计已达数十万人次，成为人类了解西藏的窗口。

  所有参观者中，亚格博尤其看重藏族民众的评价。他认为，成为当地人民的精神家园，才是一家地方博物馆的最高荣誉。

  “草原上没有牦牛，就像夜空中没有星星。”藏族民歌手扎西尼玛聊起参观牦牛博物馆的感受。“以前逛博物馆，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，不太爱去，到牦牛博物馆，我脑子里一下涌出很多回忆。那些黑帐篷、牛粪墙、耕地，所有一切都正经八百是的生活。”

  在今年的牦牛博物馆馆庆活动上，亚格博在致辞中以藏汉双语告诉人们，这可能将是他最后一次以馆长的身份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庆典。

  “听到这消息，我既心酸，又欣慰。”北京大学教授、原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说，“心酸的是，博物馆中的牦牛们将告别这位精心照料它们的老阿爸；欣慰的是，这位年近古稀、搭上老命去工作的老干部终于能歇口气了。”

  20世纪80年代，亚格博差点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。但后来他回北京工作的20年，几乎放弃了写作。

  西藏是他创作的氧气，二度进藏，他边建博物馆边拾起笔，连续写出《藏北十二年》《最牦牛》《形色》三部非虚构作品。

  年轻时钟情于诗歌和小说，如今，亚格博发现“真实比虚构更离奇”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，要了解今天的西藏，“最重要的是生活在当代西藏的人，是他们的身世和经历、故事和命运。”

  吴志攀用化名为《藏北十二年》绘制了上百幅插画，他的女儿则是书中故事的英文译者，亚格博的养女桑旦拉卓是这本书的藏文译者。

  亚格博不擅长谈论自己，即使我们为他的故事而来，他热情讲述的也大都是朋友们的故事。

  有时候，他会思考一个人的价值到底何在，他觉得肯定不在于能挣多少钱、有多大名。回首自己一路走来，他不无得意：“我这个人啥也不会，做了牦牛博物馆，这辈子够了。”

  2019年7月1日，一场特殊展览在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幕。这场名为《无言的战友》的特展，是牦牛博物馆给中国建党98周年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、川藏和青藏公路通车65周年、西主改革60周年的献礼。

  2018年夏天，年过花甲的亚格博，在成都的街巷深处几经辗转，终于在干休所找到了98岁的十八军老同志魏克。这是与西藏结缘的两代内地干部的一场“牦牛会”，因为亚格博在研究牦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发现，当年亲历十八军进藏、和平解放西藏的魏克，曾用“无言的战友”形容牦牛对进藏无法替代的帮助。

  据魏克了解，在川藏、青藏公路通车前的近5年时间里，藏族人民出动牦牛达100多万头支援运输。这些牦牛，不仅默默无言地给部队运来了物资，还是在冰天雪地进军时的开路先锋！

  ——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，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危急的关头，藏族人民赶着牦牛支援红军。革命胜利后，曾对藏族老红军天宝说，“中国革命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就是‘牦牛革命’。”

  ——十八军老同志王贵说过：“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，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；那么，西藏和平解放的胜利，是党的政策的胜利，也是藏族人民用牦牛驮出来的。”

  ——1950年，人民进军西藏。当时没有公路，部队给养全部靠人背牛驮，藏族群众用牦牛支援前线，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。藏族支前模范曲美巴珍赶着自家的牦牛，为人民驮运物资，至今仍被传颂。

  ——在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，赶着牦牛支援人民的藏族群众，也比比皆是。

  ——在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中，边境交通极为不便。据当时的作战参谋、后任西藏林芝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春同志回忆：“没有公路，印军想不通，中国军队靠什么供给给养？以为我们有什么高级食品，吃一顿能管好几天。其实，我们就是靠老乡支前，靠牦牛运输。”

  ——20世纪80年代，西藏阿里波林边防连战士收养了一头无人认领的黑牦牛，这头牦牛为战士驮水十多年，直至衰老。战士们为其养老送终、建墓塑像，向南疆军区申报并获得批准为其荣立三等功，这在军史上独一无二。

  当年进军西藏时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之女张小康、政委谭冠三之子谭戎生、西藏区党委书记阴法唐之女阴建白，参观《无言的战友》深受感动：没想到有这么精彩的展览，没想到博物馆把十八军记得这么深！

  牦牛文化也是红色的！在市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活动期间，很多单位组织党员干部参观《无言的战友》特展。

  在这里，他们能听到《初心 使命》的童声合唱：“我们不忘初心，五星红旗飘扬喜马拉雅；我们牢记使命，西藏大地开遍幸福之花。啊，岁月流淌，追梦者永向天涯。”

  追梦者永向高原！这是员吴雨初的初心流淌——他的心，永驻精神高地。（记者方立新、田朝晖、王京雪、强晓玲）